导读：1924年1月，广州。国民党“一全”大会开幕，165位代表对号入座，第39号席上坐着31岁的毛泽东。而比他大6岁、入党已17年的蒋介石，却连代表名单都没挤进去，只能坐在台下旁听。一个初出茅庐，一个资深老党员——命运的剧本，从一开始就没按常理出牌。

1924年1月20日上午九时，国民党“一全”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。

论历史，中国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要早得多，然而，国民党的“一全”大会却比中共“一大”差不多晚了三年！

孙中山选择1月20日这天开幕，因为“二十”即“双十”——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，亦是“双十”。正因为这样，那天上午9时，当孙中山穿着有七颗纽扣、四个口袋的“中山装”登上主席台，发表演说，便如此说道：

革命党推翻满清，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。那天的日期是双十日，今天是民国十三年的一月双十日，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，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…… 

孙中山发表演说之际，他的身后悬着中国国民党党旗——青天白日旗。大会刚开幕，他领着代表们向党旗三鞠躬。

开幕式那天，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，会场里坐着的，是当时中国最核心的一群政治人物。

国民党人名列代表名单之中的有：廖仲恺、戴季陶、于右任、谭延闿、程潜、吴铁城、柏文蔚、叶楚伧、孙科……女代表有何香凝、陈璧君等。

代表名单里，还有一批共产党人：陈独秀（未出席）、李守常（李大钊）、谭平山、林祖涵（林伯渠）、沈定一、罗迈（李维汉，未出席）、王尽美，以及39号座位上的毛泽东。

那年他31岁，湖南口音，穿中山装，坐在会场里显得精神饱满。大会刚开幕那天下午，他就站起来发言了；几天后，他被选入章程审查委员会；1月30日选举结果出炉——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。

而在同一间会场里，坐着另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：蒋介石。

但他只是列席会议，不是正式代表。

那年他37岁，入党已整整17年，比会场里大部分人的党龄都长。但他连一张代表证都没有拿到，只能坐在一旁听着、看着、沉默着。

一个坐在代表席第39号，一个是列席旁听者。

这是1924年1月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两个人。

一、蒋介石：17年党龄的老党员，连旁听席都没坐热

据蒋介石自述：“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。” 亦即1907年，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，在日本加入同盟会。正因为这样，蒋介石说：“我是21岁入党。”那一年，蒋介石正好虚岁21。在蒋介石看来，加入同盟会，亦即加入国民党。

1913年10月29日，由陈其美的盟兄弟张人杰监誓，蒋介石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华革命党。那时，孙中山正在筹建中华革命党，至翌年7月8日才正式成立，所以蒋介石成了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。蒋介石在加入中华革命党之后一个多月，由上海来到日本东京，由盟兄陈其美介绍，第一次见到孙中山。如其自述：“直到27岁，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。”在国民党内，论资历蒋介石虽然比不上陈其美、胡汉民、廖仲恺那一批元老，不过也不算浅。照理，当选国民党“一全”代表，蒋介石是够资格的——他已是入党17年的老党员了。然而，居然长长的代表名单里，没有“蒋中正”三字。

论资历，他比会场里很多正式代表都要老。但论党内地位，蒋介石显得太差了！

在国民党内，蒋介石早期追随陈其美，在上海、浙江一带做革命工作，后来在粤军里担任过一些军事职务，但始终没进入孙中山的核心政治圈子。他没有党务系统的履历，没有参与过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工作，在党内缺乏人脉根基，没有真正的政治资本。

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。国民党“一全”大会的代表名单里，浙江六人由孙中山亲自指定，杭幸斋排第一位。大会期间，杭幸斋因病去世，大会还专门致电哀悼，但宁可让那个席位空着，也没有把蒋介石补进去。

多年后他在回记里写，那段时间自己“郁郁不得志”。看着别人发言、表决、当选，他只能听着。话很轻，但能想象一个人被晾在一边的滋味。

二、毛泽东：31岁的“跨党分子”，站上了国民党的上层

与蒋介石的“资历老却不得志”正好相反，31岁的毛泽东是第一次参加国民党全国性会议，却已经是代表席上颇受瞩目的人物。1923年他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，担任中共中央秘书，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，已经是在当时党内核心决策层的一员。

而跨党进入国民党后，他的表现同样活跃。

国民党“一全”大会开幕当天下午，“39号毛泽东”便就大会第七项议程“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”作了发言。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：

“此案为‘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’，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，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。”

次日上午，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大会，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19位委员名单，其中提及“毛君泽东”。

大会通过之后，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。

此后，这位“39号毛泽东”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，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。

而作为列席代表的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，静静地听着。他并未意识到，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，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。

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，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。

中央执行委员共24人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。在中央执行委员中，有3名中共党员：谭平山、李守常、于树德。在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，中共党员达7名：沈定一、林祖涵、毛泽东、于方舟、瞿秋白、韩麟符、张国焘。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，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。

这一年，国民党党员总数约8200人，正式代表196人，候补中执委只选了17人——31岁的毛泽东，站到了国民党的上层。

他不是靠资历熬上来的。从1923年中共三大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，不过一年多时间，他靠的是实际工作能力、清晰的表达能力，以及国共合作这个历史窗口期。

而同样在这个会场里，比他大6岁、党龄比他长十几年的蒋介石，连代表都不是。

两个人的人生轨迹，在这一年的广州，擦出了第一次、也是最刺眼的错位。

三、为什么国民党不需要蒋介石，却需要毛泽东？

为什么1924年的国民党，需要一个31岁的共产党人站在台前，却把自己17年党龄的老党员晾在一边？

答案不在个人的能力高低上，在国民党的困境里。

辛亥革命之后十几年，国民党表面上是执政党，实际上是一盘散沙。孙中山自己都承认：

“本党虽有主义，亦曾为革命而奋斗，但民国以来，内有军阀，外有列强，交相侵凌，岁无宁日，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，训练之不周……党的内部，渐形涣散。”

而共产党这边，1921年成立，到1924年不过三年，党员不过五百，却显得小而精悍，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。即便是出席国民党“一全”大会，亦规定“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，须秘密集会”，以便“主张一致”。

国民党有旗号，没队伍；有领袖，没基层。各地支部形同虚设，党员登记混乱，开会没人来，来了也不干活。而孙中山晚年最重要的政治决断，就是联俄联共，借苏联的组织经验和共产党的执行力，来给国民党“换血”。

所以国民党“一全”大会上，跨党的中共党员不仅被接纳，还被委以重任。中央执行委员里24人有3名中共党员，候补17人里有7名中共党员——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。那时的毛泽东，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，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，国民党需要这群年轻人把涣散的国民党重新撑起来。

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，远远不如“跨党分子”毛泽东。

他在国民党内的定位，一直是“军事干部”。可1924年国民党的头等大事是“改组党务”而非“整军备战”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蒋介石不够格，而是当时的国民党不需要一个军事干部来管党务。

四、从1924到1926：两条路短暂交汇，然后各奔东西

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，它从不会停在某一年不动。

两年后的1926年1月4日，中国国民党“二全”大会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。大会主席为汪精卫，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。

此时的蒋介石已今非昔比。在国民党“一全”大会时，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。这一回，他不仅是代表，而且在1月6日下午，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。

毛泽东也积极参与国民党“二全”大会的筹备工作，成为“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”的5位委员之一，还执笔起草了《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》。

而在1月18日下午，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，这既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，也是毛泽东、蒋介石、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。当时的会议记录上，这么记载着：

一 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。

二 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。

主席 ：赞成者举手。（大多数，通过。）

三 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。

主席：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手，付表决（通过）。 

——12年后，三人分别成了共产党、国民党、日伪政府三方首脑，形成鼎足三分中国之势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随后的二届一中全会上，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九名常委之一，以248票的最高票进入国民党的领导核心。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，并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，列席中央常委会。

但也是从这一刻起，两条路开始分岔。

1926年5月15日，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，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。孙中山去世后，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，这一回改由蒋介石主持，意味着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的领袖。

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《整理党务案》，规定：

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，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；

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，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；

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，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，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；

中共内部对于《整理党务案》争论激烈，毛泽东主张“坚持顶住”，但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，按陈独秀意见，要大家签字接受。毛泽东拒绝签字。

5月20日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《宣传部工作报告》。作报告时，大会由蒋介石主持。

会议结束之后，根据《整理党务案》，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职。于是，在5月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，有这样三项议程：

“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，请另荐贤能继任案”；

“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，请另选继任，以重党务进行案”；

“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，请另选继任，以重党务进行案”。

在28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，以上三案均“照准”。会上，“张静江同志提议请任蒋介石同志为组织部部长，顾孟余同志为代理宣传部部长”。

从此，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。离开之前，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——6月1日的第三十次会议。那次常委会，到会者既有蒋介石，也有毛泽东。这一次，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两个人的人生剧本，在1924年的广州擦肩而过，在1926年的广州短暂交汇，然后各自翻开新的一页。

而1924年那个冬天，在广州的那间会场里，两个人谁也没想到，他们会成为彼此一生最重要的对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