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读：1941年初，皖南事变爆发，国共关系跌到冰点。蒋介石解散了新四军，毛泽东一度喊出"不怕决裂、全面反攻"，一切都像要走向全面内战。但最后，双方都退了一步，从最危险的决裂边缘坐下来谈判，这60天里发生了什么？如果真的打起来，抗战会怎样？本文将用一个"思想实验"，带你看到历史最惊险的那个岔路口。

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国共关系也悄然变天。

表面上，两党还在抗日的大旗下维持着合作。但实际上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，蒋介石已经开始着手“防共限共溶共反共”，秘密通过了《整理党务》决议，设立了专门的“防共委员会”，并制定了一系列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》、《异党问题处理办法》等一系列反共文件。国民党顽固派极其仇恨中共抗日力量，由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，军事摩擦已经从零星的局部冲突，蔓延到华北、华中的广大地区。

毛泽东在1940年初，曾历数国共之间的“磨擦事件”：

……湖南则有平江惨案，河南则有确山惨案，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，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，鄂东则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，陇东则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军驻防军之举，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。此等现象，不速制止，势将同归于尽，抗战胜利云乎哉？

正是在这种摩擦不断之中，把新四军的命运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。从那一刻起，皖南的九千将士就处在了一场巨大风暴的中心。

一、决裂信号

“磨擦”的火花，促使国共双方重开谈判。

1940年6月，从苏联治疗臂伤归来的周恩来，奉毛泽东之命赴山城重庆，跟蒋介石谈判。

为了避免“磨擦”，6月16日，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《中央提示案》，共四条，规定：划定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域。将冀察战区，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，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，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，指挥作战。18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一个月内，全部开到前条所规定地区之内。

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周恩来提出了“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”的答复原则，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许。然而，完全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态度非常强硬，对《中央提示案》不作半点让步。

谈判桌上的僵局，很快变成了纸面上的交锋。10月19日，何应钦、白崇禧以“皓”电名义致电朱德、彭德怀、叶挺、项英，措辞严厉地批评八路军和新四军“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”“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”“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”，并限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。这封电报表面上是何、白署名，实际代表了蒋介石的态度。

毛泽东接到电报后，意识到局势正在恶化。11月9日，他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复电，因当天是“佳”日，史称《佳电》。《佳电》软中有硬，逐一驳斥了《皓电》的指责，同时做出一个关键让步。

“对于江南正规部队，德等正拟苦心说服，劝其顾全大局，遵令北移。仍恳中央宽以限期，以求解释深入，不致激生他故……”

江南正规部队，即新四军，也就是说同意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，但恳请“宽以限期”。

14日，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《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》。15日，毛泽东针锋相对发出了《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，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》。

21日，毛泽东致电叶挺、项英，指出新四军军部必须北移。然而，对于中央的提示，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反应是消极的，甚至是对抗的。项英在翌日电复毛泽东，列举了北移的一大堆困难。

12月10日，蒋介石在致顾祝同的密电中，明明白白写道：“至限期（本年12月31日止）该军仍不遵命北渡，应立即将其解决，勿再宽容。”

战火已迫在眉睫，12月13日，项英在致毛泽东电报中仍称：“我们的态度不发饷弹即不开动”。

如此电报往往返返，宝贵的时间分分秒秒流逝。蒋介石秘密调集了七个师、八万余人，在皖南布下了一张大网，只等新四军钻进包围圈。

二、事变爆发

1941年1月4日，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，在苍茫夜色中从云岭出发北移。连日大雨，道路泥泞，行军十分艰难。1月6日拂晓，当新四军前卫营越过丕岭进入纸棚村时，密集的枪声骤然响起——国民党第40师发起了猛攻。同一时间，顾祝同下达命令：“限电到12小时内一鼓而歼之。”

接下来的七天七夜，是一场力量悬殊的绞杀。九千新四军被八万国民党军围困在茂林一带的崇山峻岭中，弹尽粮绝，伤亡惨重。叶挺在指挥突围失败后，于14日下山与国民党第108师谈判，随即被拘捕。项英在战斗中一度动摇出走，后归队，最终于3月13日被叛徒刘厚总杀害于蜜蜂洞。九千余人中，仅千余人突围。

1月17日，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电，宣布新四军为“叛军”，撤销番号，叶挺交军法审判。同日，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，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，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，刘少奇为政治委员。

1月18日，中国各报差不多都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，报道了触目惊心的皖南事变。

不过，蒋介石控制下各报纷载的，除了消息之外，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蒋氏文告，即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》和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》。

中共掌握的报纸，大体限于延安，很难进入国民党统治区，在那里产生影响。唯一突破“防线”的中共报纸，是在重庆印行的《新华日报》。这天，《新华日报》有关皖南事变的新闻稿，全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押，只在第二版刊出周恩来的题词：

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

另外，在第三版，还醒目地刊载周恩来一首诗的手迹：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，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。”

三、临界抉择

国共关系跌至冰点。但双方都没有再往前走一步——蒋介石没有下令讨伐八路军，毛泽东也没有发动全面军事反攻。

蒋介石没有扩大战事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

事变一爆发，国际反应超出了他的预期。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当面警告蒋介石：“对于中国来说，内战将意味着灭亡。”英国大使卡尔转达英国政府意见：“内战只会加强日本的攻击。”美国驻华使节詹森也表示：“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。”三个大国同时施压，蒋介石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日本当然欢迎中国内战。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月，日军驻沪军部参谋长樱井便已赴南京，与驻华日军司令西尾寿造制定了计划，其中有一条：“对散驻京沪杭地区之新四军，决迫其向皖南退却，并设法使其与中央部队自相火并。”

而让蒋介石难堪的是，就在他的一·一七命令发布之后，日军居然便在24日把蒋介石的汤恩伯部队15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！这表明，蒋介石一旦与毛泽东大决裂，日本便会大举进攻！

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30日发表讲话，声称：“蒋政权内部打架，固然不能抗战，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，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。”

国内反对声同样强烈。宋庆龄、何香凝尖锐抨击蒋介石，冯玉祥、张治中、于右任等国民党内高层也表达了不满。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批评最简短有力：“自毁长城，自促国亡。”

毛泽东这边也做出了调整。事变之初他曾号召“全面大反攻，不怕决裂”，但刘少奇从华中前线致电中央，指出全面军事反攻“对我不利，且有极大危险”。毛泽东接受了这一建议，转向“政治上取攻势，军事上暂时取守势”的方针。毛泽东在1月25日致周恩来、刘少奇、彭德怀的电报中，便作出这样“有节”的策略规定：“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，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，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，看蒋怎样来，我们便怎样去，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。”

1月28日，毛泽东在党内指示文件中，又提醒给蒋介石留点“面子”。毛泽东写道：“唯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（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），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，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蒋介石的名字……”

双方都在克制中寻找出路。3月1日，国民参政会开幕，中共七位参政员全体拒绝出席。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，在大会上表态：“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，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。”

3月14日，蒋介石在黄山官邸约见周恩来，主动缓和关系。宋美龄出面，于25日宴请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，蒋介石、贺耀祖、张冲作陪。国共关系从此开始从冰点回暖。

四、如果事变导致彻底决裂……

回过头来看，皖南事变之所以没有导致全面内战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：国共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外敌——日本。蒋介石要顾忌各方的批评，毛泽东要考虑大敌当前。国共大打，“渔翁”日本得利。这样，国共双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决心。

毛泽东的反击，只是在政治上，在舆论上，大造声势。如毛泽东所言：“政治上取攻势，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。”

蒋介石呢？也只局限于新四军，只局限于说新四军“违抗军令”，这把火没有烧到八路军，没有烧到整个中共。事变之后他不断强调“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”，虽然没人信，但至少说明他需要守住这条底线。

假使蒋介石当时头脑发热，在解决新四军之后继续向八路军动手——后果不堪设想。

军事上，中共当时正处于日军大规模扫荡和经济封锁的极端困难时期，根据地面临巨大压力，无力在华北、华中同时应对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双重进攻。皖南事变后，毛泽东之所以在短暂怒斥后迅速转向“军事守势”，一个重要考量便是现实力量的局限。国民党虽然兵力占优，但一旦全面内战爆发，则日军将会坐收渔翁之利，逐渐削弱抗日力量。

政治上，中共将失去抗日旗帜，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合法地位也会动摇。而国民党将失去美英苏的全部支持——当时三国一致反对中国内战。汪精卫在南京等着看热闹，他说过一句风凉话：“数年来蒋介石未做一件好事，唯此次尚属一个好人。”如果蒋介石真的把内战打到底，汪精卫恐怕要笑到最后。

最重要的是，抗战大局将面临提前崩溃的风险。国共合作一旦彻底破裂，日本将成为最大赢家。中国随后的政治格局，将被彻底改写。

正是由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互相指责中保持了克制，使国共濒于大破裂的局面，终于得以挽回。

结尾

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次反共高潮时写道，蒋介石的政策是“一打一拉”，中共的对策是“以打对打，以拉对拉”。皖南事变虽然把国共关系推到了悬崖边上，但双方在最后一刻都选择了退一步。

这场最危险的危机，最终没有走向彻底决裂，而是成为国共关系的一个转折点。

惊涛骇浪之后，水面反而平静了一段时间。但平静之下的暗流，从未停止涌动。